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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天昊

罗天昊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独立学者

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。原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。 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及城市竞争战略。关注社会改革,寻求人间大道。 著有《大国诸城》,上溯国父中山先生《建国方略》。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。 或跃在渊,坚守待时。 luotianhao99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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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郑永年先生商榷:成大事未必非要集权,中国需三大放权  

2016-04-21 01:27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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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郑永年先生商榷:成大事未必非要集权,中国需三大放权

 

罗天昊

 

呼叫集权,大势渐成。

 

先集权,再搞改革,成为流行心态。部分学者如郑永年等,近年鼓吹加强集权,以防止“政令不出中南海”。很多人认为,先集权,再以集权对抗既得利益,强力推动改革,是有效的未来之路。

 

   事实上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迅速崛起,其实是得益于前期的持续放权,通过放权,激发了各个地方的发展积极性,最后造就了整个国家的飞跃。正如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,地方竞争,是中国改革开放腾飞的重要因素。而放权,则是地方腾飞的制度性保障。

 

  但是,最近十五年来,中国部分领域改革,似有停滞的迹象,最明显的体现,就是地方发展权的日益萎缩。

 

  地方发展自主权,包含两个领域,一个是财权,一个是事权,而这两个权力,都逐步受到了侵蚀。

 

  朱镕基时代开始推行的分税制改革,最后演化为地方财权被变相剥夺。此前,中央和地方的财政,主要靠抽成,即地方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税收,其余的留给地方自主使用。这种抽成式的财政分配机制,后来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,逐步引起了中央不满。一是,部分地方为了少上交,隐瞒当地发展情况,少报GDP,二是,中国改革初期,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模式,部分后发地区,需要辅助,三是,国家需要相当财力,重点建设一些项目,并发展公共事业。

 

  分税制的推行,很快就造成了地方财力不足。实行分税制后,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,从1993年的22%上升到201346.6%。其中,刚实行分税制的最初一年,甚至达到了57%,其后一直在50%以上,直到2012年才跌破50%

 

  而事实上,分税制之后,中央当初的目的,多数没有达到。地方隐瞒收入,其实可以通过稽查纠正,无需分税连根拔起。而中央的支付转移,则严重畸形,最后演变为大众诟病的排队分钱,比如中央的投入,奥运和世博,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数千亿。而其它很多地方缺钱,嗷嗷待哺,国家也不顾上。严重偏离了分税制的初衷。

 

  最后,地方被财富被抽干,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,一是,此前的抽成制,地方有足够的发展动力,开展经济建设领域的竞争。而分税制之后,大头归中央,地方发展动力萎缩。尤其是,地方普遍对培育本土品牌,本土经济失去了耐心和信心,都想傍大款,抱央企的大腿。进行短期突击,一个央企的投资,动辄数十上百亿,甚至上千亿,带来的经济总量增加,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,是立竿见影。所以,最近十几年来,地方对于发展本土经济的积极性,逐步下降,最后形成恶性循环。分税制对于地方的伤害,是一个极度重要的原因。

 

  地方财权被削弱,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果众所周知,即是土地财政。中央在财政收入上与对方对半分,甚至是占了大头,但是多数事情需要地方做,最后,地方付出大而收入有限,逼迫地方另想办法。这个办法,一个是各种费用,比如高速公路费,很多地方本来已经还清贷款,还在收费,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大。一个就是土地财政,地方缺钱,只能通过卖地疯狂补缺。当下,多数城市的土地收入,已经占当地财政收入的50%以上。有的地方甚至超过80%以上,地方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越来越大,导致卖地盛行,近年来,很多地方更是打着城镇化战略的旗帜,超前造城,形成了遍地鬼城。也导致各种拆迁纠纷狼烟四起。有地方财政厅长称地方财权萎缩,土地财政是被逼良为娼,并非虚言

 

  其实,财富集中于中央。最后体现在两个方面特点,一个是财政支出分配不公,国家平衡区域发展,平衡贫富的战略目标没有落实,反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。中央有钱了,却没有用到刀刃上,最近十几年,国家的机构改革,日益延缓,财政供养人员不停增加,吞噬了增加的税收。地方省下的钱中央并没有用好。

 

  另外一个隐藏的特点,是央企和国企的重新的坐大。整个国家经济效率低下。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,特点一个是抓大放小,一个是在竞争性领域退出。而分税制改革,削弱了地方的同时,却逐步壮大了央企和国企。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,很多国企本来应该退出,但是,在得到强大财政补贴之后,低效的央企和国企不仅没有退出竞争性领域,反而上映了国进民退的荒诞剧。最典型的是钢铁行业,低效的山钢,非要兼并赢利能力三倍以上的日钢。最后整个行业产能过剩。

 

  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,央企坐大,使地方发展的自主性受到强大打击,各个地方以前展开的发展竞争,更多的是发展本土经济,发展民营经济。而央企的坐大,改变了这种模式,地方竞争,不再是发展本土经济,而是去抱央企的大腿,各个地方,都以和央企联姻为荣,有些地方,动辄引进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央企投资。依靠央企崛起的投机主义模式,竟然被追捧,而实实在是发展本土经济,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,则被视为落后的模式

 

  不见湛江亲吻批文的市长否?一纸批文,威力如此,市场的力量,早微如轻风。

 

  地方财权的被削弱是显性的,而地方事权的萎缩,则是隐性的,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。

 

  自2003年至今,与权力对市场干预日益加强同时进行的,是中央对地方发展的干预日益加强。最近十年,地方事权被逐步削弱。部委的权力,则日益膨胀。尤其是发改委,最近十几年日益膨胀,民间戏称其为“小国务院”。啥事没它不行,什么都管。

 

  某种意义上说,地方去北京跑部钱进,不仅是求财,更多是去求名分,求政策优惠的。中央剥夺了地方相当多的事务决定权,统一收权,但是放权的时候,则是试点式的,很多有益的地方改革试验,此前只需要自己决定,现在却都需要上头的“恩赐”。

 

  中央对于地方事权的掣肘,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的不独立。自2008年以来,国家推出了数十个国家级战略,相对改革初期十年一个国家战略,简直就是大批发,而到底扶持哪个地方,往往不是看当地潜力,而是长官意志,或者看谁跑的欢。光是国家级新区,除前期的浦东、滨海和两江,后面的8个新区,竟然在两年内突击完成。而且分布极度不均衡,东部和西部密布,中部却一个也没有。事实上,放开让地方自己搞规划,谋发展,更为公平,也更贴近当地需求。

 

 

“先集权,再改革”的思想争议大,但是存在巨大的市场,是不争的事实。

 

但是,集权会带来新的问题,一是,权力具有天然的魔性,集中的权力,谁还舍得放下。第二是,集权之后,固然有助打破旧的既得利益,但是权力本身也会产生新的既得利益

 

回顾历史,我们可以发现,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,大致是一个放权的历史。正是通过分权和放权,才激发了民间活力,激发了地方活力,激发了市场的活力,最终成就国家大业。所以,改革需要的是放权,而非集权。

 

就国家领袖来说,集权也并非唯一选择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,相对其前任,不是更集权,而是更分权,邓公都没有担任国家主席,甚至连总书记不是,但是并不妨碍其带领国家走向未来,成就大业。

 

 

   永年先生长居新加坡,视野宽广,立场超脱;但是,身在国内的人,对于国家之缺憾,却有更深的痛感。本人是以唐突君子,发起讨论,抛砖引玉,但求义理,不涉个人。

 

在特殊时期,适当集权,可以理解,但是集权并非长久之计,罗天昊认为,未来中国需要三大放权。

 

、中央更多向地方放权。

财政收入,地方应占大头,事权也应更多下放。让改革之初生动活泼的创新局面重新焕发,部分地方出现的为官不为,消极怠工的局面才能得到根本遏制。

 

二,权力更多向市场放权。

不该伸的手不要伸,简政放权,要收实效。

 

三,政府更多向民间放权。

尤其是需要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,鼓励创新。允许民间社会自由发展。

 

 

(公众号:罗天昊国与城 IDluotianhao99,转载必附,违者必究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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