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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天昊

罗天昊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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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独立学者

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。原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。 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及城市竞争战略。关注社会改革,寻求人间大道。 著有《大国诸城》,上溯国父中山先生《建国方略》。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。 或跃在渊,坚守待时。 luotianhao99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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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模式需反思  

2015-08-13 09:50:1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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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滨海爆炸,天津模式需反思

 

罗天昊 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、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《大国诸城》

 

   一声爆炸,举国震惊。

 

   因为滨海新区的午夜爆炸事件,天津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。 同时,也引起了对于天津的巨大反思。

 

   近日,《京津冀一体化》蓝皮书发布,未来,北京的部分行政机构、事业单位,央企和其它企业迁往河北,  在此前的京津冀一体化中,天津的角色尴尬,而未来随着河北完成经济和社会腾飞,天津未来堪忧。为此,天津需未雨绸缪,以改革应对挑战,争取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。以体制优势破局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“两不靠”的天津

 

    新年之初,天津突击限购汽车,曾引起巨大争议。事实上,虽同为直辖市,北京上海限购,虽争议巨大,但尚有资本,天津限购,则属自剪羽翼,自拔爪牙。

 

2013年,天津生产总值达到14370亿,比上年增长12.5%。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,殊为难得。但是,众所周知,天津的快速发展,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,而滨海新区的崛起,主要靠央企的投资,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,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,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,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,使其在权力干预经济仍然盛行的中国,能够获得来自中央政府和各个部委、央企的垂青与暂时照顾,但是,中国的政治周期,一般以十年计算,过去的十年,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,未来十年是否国家仍鼎力支持天津,难以确认。新一届政府将改革重点,重新转移到上海,同时,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,提到区域均衡发展,未来对于武汉,重庆,西安、成都等内陆区域的振兴,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,天津的资源优势,即将被稀释,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。加快发展本土产业,振兴民营经济。

 

此外,天津虽贵为直辖市,但其经济发展水平,并不领先。2012年,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626元,而同期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,天津仅略高于全国水平。而同期的北京为36469元,上海为40188元,均远高于天津。珠三角的深圳、东莞等城市,更为天津可比。作为省一级统计单位,天津也是仅位居全国中等水平。而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,天津更多是依靠投资拉动,未来是否仍能保持持续高速,值得疑问。

 

中国经济的特点,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,同时,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,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,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一样。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,在权力和市场两套体系中,都不占优势。

 

在以权力划分势力的体系中,天津虽贵为直辖市,但是身居北京之边,天津在政治资源,经济资源方面,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,建国初期,北京的经济总量大约之后上海的五分之一,天津的二分之一,但是,此后形式大变。北京借首都的特殊地位,不仅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,更成为北方经济中心。100%的中央部级机构,集中于北京,在100多家央企中,有超过50%以上的央企总部驻扎北京,这两大因素,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,而这两大资源,使北京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,所以,北京限车也好,限房也好,全国精锐,亦不得不迁就北京,无他,烧香拜佛,求人求财,无法绕行。

 

甚至,在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,天津与北京相对,并不领先,比如在北京的2100多万的常住人口中,外来人口有800万,占常住人口的总比重达到38%,接近40%了,而在北京的1400万常住人口中,外来人口大约仅400万,占常住人口的比重,不到30%,天津相对北京,人才吸附能力差别巨大,而这背后,体现了城市包容能力,开放程度。前不久天津的限购的争议,根源就在于此。天津限购,则首先伤害到的,是外来人口,由此,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精锐迁移,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,将进一步降低,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,将是致命的伤害。

 

若天津不仅资源比北京少,更兼改革力度不足,这才是最大的忧患。

 

在市场体系中,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,则比天津更有优势。尤其是广深,民营经济发达,本土产业繁荣,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,其独特的魅力,令千万人神往。

 

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,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。

 

 

成为北方开放之城

 

     北有天津,南有上海,在中国晚晴至民国时代,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开放中心,其开放包容之气度,足以傲视全国。

 

未来,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,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。

 

天津目前最大的问题,即是行政级别过高,成为一柄双刃剑,既使天津可轻易获得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国家资源支持,但同时也窒息了民间活力。天津民营经济凋敝,本土品牌不振,社会活力不足。

 

在经济领域,天津需要一个民营经济振兴计划。滨海新区使天津在经济总量方面腾飞,但是这种主要依靠大项目,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,并没有带来民富,也没有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。未来天津需要转向民营企业,发展本土品牌。

 

在经济领域,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,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。

 

直辖市的特殊地位,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,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。目前,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,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。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,但是,从长远来讲,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。

 

与直辖市对应的,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。以深圳为例,深圳立市30年,年均增长31.20%;创造了举世闻名的“深圳速度”。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。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,除深圳之外,大连、宁波、厦门、青岛等,其发展均领先于一般省份,更超过直辖市。

 

目前,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,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。其中,深圳知名品牌众多,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,亦崛起于深圳,如万科,华为,金蝶,腾讯,比亚迪等。宁波的民营企业,亦非常发达,其非公经济超过了80%,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,多为江浙,广东的一些小城。

 

未来,天津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中,重点并非“中字头”的大型央企,而是来自中关村的技术型企业,这些才是可帮助天津建立未来根基的产业。以大项目、大央企为主导的滨海模式,未来必须得到改变。天津港作为北方第一大港,亦可承担更多河北和北京的出口通道作用,造就繁荣的港口城市。

 

天津自贸区虽未落定,但是,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不可衰竭,无论是否花落天津,天津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。

 

其实上,天津相对北京,有足够的改革优势。在未来,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。

 

第一个机会,是利用制度差距,迅速改革,形成制度红利。

一直以来,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部分领域确实走在全国的前列,天津需承认这种差距,并且将其转换为优势,目前正在实验的上海自贸区,未来一旦其实验成熟,其经验将可迅速借用,比如,对于企业的注册的宽松化,审批制的削减,以及其它一些制度改革,一旦在天津落地,将产生更大的制度落差,形成更大的制度红利。同时,天津还需站在天津之外,乃至中国之外看天津,直接引进世界先进制度,加快与世界接轨。

 

第二个机会,是善用成本优势,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。

 

比如,天津房价大约只有北京的一半,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远没有北京强大,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。天津如果要引进一名人才,假如送其一套房的话,其成本比北京就低多了。户籍改革在北京难以推动,在于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,而且难以改变,但是,天津就不同。未来,天津的户籍改革,就可以领先北京,这对于吸引全国人才,将是一个重大优势。

 

在北京大规模限购限户的情况下,天津应尽早取消限购,同时在户籍改革领域,打破常规。争取造成对于北京的制度优势,抢资源比不过北京,天津完全可通过制度优势,争抢部分北京分流人才。天津提出想与北京互相开放车牌号,却在新年不久限号,有失明智,未来天津不仅应与北京开放车牌,亦应向河北开放,天津应有这样的气度与远见。

 

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条件,胜过河北,又没有像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种种无奈与约束,天津在改革领域的便利性和灵活性,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。

 

第三个机会,是个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,实现局部领域的改革全国领先。

改革早期,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,沿海带动内地,先富带动后富。与此对应,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,再进行全国推广,由此,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,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,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。

改革中期以后,一个新的现象就是,,改革的突破,不再是沿海到内陆,而是在不同领域,有不同的破局者。

 

比如,在医保改革领域,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,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,虽然当初首倡此项改革的改革者已失势,但作为一项改革试验,免费医疗却在神木生根,并且在为部分地区借鉴。再比如社团登记,NGO的管理,大部制改革,率先是在佛山顺德完成的,也是小地方完成的。改革的分散化,必然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地方都有改革的动力也有改革的可能,未来天津这个方面应该也有很大的优势。

 

自贸区无论成败,都将吹响天津改革的号角,未来,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,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,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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