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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天昊

罗天昊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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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独立学者

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。原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。 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及城市竞争战略。关注社会改革,寻求人间大道。 著有《大国诸城》,上溯国父中山先生《建国方略》。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。 或跃在渊,坚守待时。 luotianhao99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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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政放权三大缺憾,还需快马加鞭   

2014-10-31 08:00:1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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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天昊 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  著有《大国诸城》

 

 

     简政放权,万民所望。

     自十八大以来,民众被不断的改革承诺所点燃。而持续的反腐与体制改革,已使最近两年有的新的气象。虽然政治改革一直是事实上的禁区,但是,管治领域的改革,一直被寄予厚望,简政放权被认为是走向良知的重要抓手。也是本届政府力推的改革项目。

 

在简政放权的主要几个领域中,比如削减行政审批事项,冻结新增编制等,均收到了一定成效。社会上的印象亦比较深刻。但是,任何事情,不能凭印象,更不能看喊的嗓子大不大,在大数据时代,唯有数据才讲最真的话。

 

简政放权,从数据上看,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,从官与民的关系看,官多了还是少了,衡量数据为官民比例,体现在财政供应人员总量上。官权大了还是小了,不仅看精简的行政程序,也要看官民比。二是,从官方与市场的关系看,官方有无对市场放权,从结果衡量,就是宏观税赋,是减税了还是增税了,放权的结果必然是减税。三是,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,放权意味着地方发展自主权的增大,中央部委权力的收缩,不要动不动项目发改委审批,动不动花钱财政部审批。放权的结果,必然是地方崛起,中央收敛,从数字上看,最显著的就是分税比例,地方财权大了还是小了。

 

简政放权,甩开膀子喊了,但是效果大打折扣,从以上三个领域衡量,简政放权,仍任重道远。

 

 

       官民比重未显著下降,财政供应人员仍泛滥

 

       

中国财政供养人数,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数字。

据最近的2012年公布的数字,讲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数汇总,中国财政供应人数,突破6000万人,足以抵上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人数。遥遥领先其它国家,稳居世界第一。

 

为削减政府开支,李克强约法三章:本届政府内,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;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;三是公费接待、公费出国、公费购车只减不增。其中的第二条,就是要控制官民比例。

 

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,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,但每一次努力,都遭遇了强力反弹。力度最大的是90年代末期朱镕基主导的改革,精简了47%的公务员,但是,裁减的公务员其实是落脚事业单位,最后,财政供应总人数仍然并没有减少。止,尤其从2003年以来的十年,财政供应人数年年飙升。机构改革流于空话。

 

 

本次的改革,仍然是减中有增。虽然冻结了部分单位的进人指标,但是,最近两年来,新设了不少的机构,新增人员的人数,抵消了冻编和简编人数。财政供应总数仍然没有大的变化。

 

当下,中国的官民比例,达到了26:1左右的比例,非常惊人。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,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;东汉为74641;唐朝为29271;元朝为26131;明朝为22991;清末为9111;改革开放初期为671;同为金砖国家,而且人口总数也比较接近,印度的财政供养人员,大约为69:1,官员占人口总数不到中国的一半。中国的官民比,与发达国家相当。

 

     而以财政供应人员占GDP比重看,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应人口数,约为10人,约是日本的10倍,美国和的德国的五倍都不止。

   

 由此,中国的财政供应人员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太多了,简政放权,不仅要削减审批事项,更要削减背后的人。不仅要减事,更要减人。不减人,免不了滑落到因人设事的老路。虽然很多地方开始腾退副秘书长,但是,中国的副职任太多,有的一个市,副市长加副书记,至少一二十个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,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,“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”。

 

  

     宏观赋税仍在增,国家对市场放权不足

 

提高市场的主体地位,如何体现?

数据说话,体现最明显的,就是权力退,市场进。资源更多留在市场。衡量指标,就是宏观赋税。

 

     2013,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143亿元增长10.1%。而同年中国GDP增长为7.7%,财政收入增速,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。2014年上半年,GDP增长为7.7%,同期财政收入增长8.8%,仍然高于经济增速。如果算上地方财政收入,则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之差更大。从2013年至今,是上峰高喊简政放权最厉害的时期,现状尚且如此,可见权力对于市场的放权,仍任重道远,市场松绑,遥遥无期。

 

90年代后期开始,中国的税收的弹性,也就是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比重就超过1,税收增速是老鹰,GDP增速是鸡,老鹰永远飞得比鸡高。

   减税最近几年成为全民各个阶层的共识。2009年以来,政府积极推行结构性减税,减免了部分税收,但是前门减税,后门又巧立名目增税,最后一算账,税收比重仍然持续上升。

 

 

     如果考虑到一些其它收入,如土地出让金,国企收益等,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,已经超过了40%。据世界银行的调查,发展中国国家的宏观税负,应该在30%以内。去年我国人均GDP不到7000美金,在全球排名80位之后,属于低收入国家。在金砖四国中,仅高于受制种姓制度的印度。按此标准,中国的宏观税负过高。

 

说尊重市场,喊破嗓子没用,经济持续走低,无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嗷嗷待哺,急需减税以给全社会松绑,在此情况下,宏观税负不降低,就不可能说实现了简政放权,而是越绑越紧。未来,中国在减官的同时,急需降低宏观税负,还利于天下万民。别跟老百姓抢钱。

 

地方自主性降低,部委集权造成腐败和低效

 

放权的一大标志,不仅在于权力对于民间的放开,也在于中央是否对地方放权。

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,地方至今的发展竞争,是中国改革早期国势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。周其仁在其名作《邓小平做对了什么》中,也认为,适当的放权和分权,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,以分税制为代表,在财权上,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强,财政收入中央占大头,地方占小头。

而自2003年以来,中央对地方的事权亦日益剥夺,很多发展战略,地方都不独立,争取战略发展区,往往需要到北京来跑部。

 

    从数据上看,实行分税制后,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,从1993年的22%上升到201346.6%。其中,刚实行分税制的最初一年,甚至达到了57%,其后一直在50%以上,直到2012年才跌破50%

    众所周知,中国的区域和城市,处于市场和行政的两大体系当中,而行政主导往往比较强势。由此,转移支付,往往成为按照政治地位分钱。比如中央的投入,奥运和世博,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数千亿。而其他地方缺钱,则顾不上。至于争抢中央财政投入所造成的地方跑部钱进的劣性竞争,就更普遍。2012年中央给予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,其分配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。

    中央对于地方事权的掣肘,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的不独立。自2008年以来,国家推出了数十个国家级战略,而到底扶持哪个地方,往往不是看当地潜力,而是长官意志。光是国家级新区,除前期的浦东、滨海和两江,后面的8个新区,竟然在两年内突击完成。而且分布极度不均衡,东部和西部密布,中部却一个也没有。事实上,放权让地方自己搞规划,谋发展,更为公平,也更贴近当地需求。

    综合三个方面的不足,简政放权,改善空间巨大,还需快马加鞭。

   

罗天昊公众微信 luotianhao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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