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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天昊

罗天昊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独立学者

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。原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。 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及城市竞争战略。关注社会改革,寻求人间大道。 著有《大国诸城》,上溯国父中山先生《建国方略》。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。 或跃在渊,坚守待时。 luotianhao99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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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权腐败葬送共富之梦  

2011-11-24 01:50:1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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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罗天昊 夏海汐

  

       中国会不会坠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。

  

       从世界范围看,拉美、东南亚一些国家,在步入中国收入国家之后,就陆续掉进了“陷阱”,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而有的国家,则适时完成了社会转型,步入发达国家行列,如日本,韩国等。

 

 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汇率法已经接近4500美元,未来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?

 

  就目前而言,中国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。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,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%,远低于发达国家70%左右的比重。而作为一个穷国,中国的富豪数,已居世界第三,贫富分化严重。

 

  中国民企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陆德认为,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要接近0.6,贫富差距还要扩大。而0.6是国际上划分的动乱线,为避免动乱的出现, 中国的改革深化,体制转型已是大势所迫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权力的异化、腐败的盛行,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。

  

   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过,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,是很多贪腐分子最喜欢的状态,完全计划经济,无法变现,完全的市场经济,无法寻租。而半管制半市场经济,则可以寻租变现。

     权力寻租是过于强势的政府所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。而这种现象,在富有威权传统的东南亚国家中普遍存在。

  在中国,权力的寻租,是通过两重方式实现的。往往被大众忽略的是,国有垄断企业,其实就是最大的权力寻租。由政府代管的全民财富,都被集中在铁工基、通讯、石油等领域,而这些国营企业,乃是政府部门的嫡亲。通过直接控制企业巨头,既得利益阶层,将全民的财富,变为少部分人支配的财富。某些企业频频爆出了天价消费品,是对于“民财官用”的典型写照。

 

  而另外一种寻租,则是大众普遍理解的模式,一些企业和个人,通过交纳权力献金,获得公权力的许可或者关照。而这种模式,一种表现为行贿受贿,凡是因为地产问题出状况的,就出窝案。可见公权力寻租的猖獗程度。一种表现为“内部争宠”,地方通过对于掌握公共财富的部门或者个人进贡,以获得倾斜性的资源,最典型的是各地的驻京办,专门在京“跑部钱进”。

 

  权力的嫡亲和表亲,牢牢把握着社会财富,中国社会由此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。

  共同富裕渐行渐远。

 

  而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,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。

 

  日韩的崛起,首先在经济领域,破除了垄断巨头,二战结束后不久,在美国的帮助下,实行了彻底的改革。致力于打击财阀,日本政府冻结了三井、三菱、住友、安田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。此后解散对象不断扩大,先后指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,625个公司为“限制公司”。在政治领域,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,瓦解了天皇神权,打击了当时的门阀,清算了军阀势力;在文化领域,日本持续数十年的“脱亚入欧”更为彻底,实现了公民现代化和制度、文化的现代化。

  

     韩国的富强,亦建立在对于政治和经济特权势力的抑制上。

 

   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,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“财阀经济模式”不利于市场化竞争、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,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。而一些财阀为了能够继续获得政府的支持,不惜重金贿赂政府高级官员,甚至直接把对象圈定为总统,一时间“黑金”泛滥,全斗焕、卢泰愚、金泳三,这些韩国前总统都不同程度地跟贿赂有染。1998年初,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,强力打压财阀,整改财团财务结构,实行企业重组、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、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。21世纪之后,现代集团案发,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被逼自杀,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,遭遇重挫,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,至李明博任上,韩国再无“红顶商人”存在的土壤。而在政治领域,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,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,彻底走出了威权政治的阴影,步入了彻底的现代化。

 

 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,以国有企业在众多领域的退出为特点,客观上有抑制垄断的作用。而目前这种改革,已经停滞多年,甚至有所倒退,未来需要重启国有企业改革,在大众竞争性行业,进行广泛的退出。

 

  同时,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韩国的“新村运动”,亦值得中国借鉴。 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。在防止过激的均富与仇富情绪蔓延的同时,进行增量改革,或者是中国未来必由之路。

      在企业领域,一个叫做李东生的企业家,90年代末期所进行的增量式改制,或者可以为中国现任高层的增量改革提供启示。——财富的分配,应该更多向底层民众倾斜,同时,给予既得利益阶层适当的利益保障。

 

  最紧要的,是政商彻底分离,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,权力寻租自然没有市场。而要实现权力与商业的分离,政治领域的深化改革不可回避。不从政治上抑制豪强,打击变相世袭,权力固化,则经济领域亦难以实现大众对于财富的共享。

 

   要创盛世,先用重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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